(作者為旅行講堂導師黎雋維 Charles Lai)
近來到日本大阪或東京旅行，在街上聽到最多的不是日文，而是廣東話和國語。到外地旅行無非只是希望逃避一下香港的煩囂，在藥妝店反而跟港客和陸客撞到正。如果大家希望暫時離開一下新宿或心齋橋的購物行程，可以參觀一下日本的建築，尤其是日本六丶七十年代的「中古」建築。
現代主義早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傳入日本。然而在 1926 年大正時代結束後，日本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抬頭，軍人漸漸主導政治，現代主義建築在日本的發展受到限制。到二戰結束後的五、六十年代，工業化和戰後重建帶動經濟急速增長，建築師因此得到很多機會去進行設計上的實驗。現代主義建築反對裝飾，主張建築空間的中立性和實用性，這些特點都跟戰後日本民眾追求經濟實力和民主政治的思想配合，因此得到他們的擁戴。此外，現代主義建築在六十年代能夠快速發展，前人的努力功不可沒。例如有「孤鴻」之稱的建築師前川國男 (Kunio Mayekawa) ，於 1928 遠赴巴黎到現代主義建築大師柯比意 (Le Corbusier) 的工作室學習，並於 1935 年在日本開設自己的事務所。他的工作為六十年代崛起的日本建築師提供了深厚的基礎，其中例如對清水混凝土的鐘情，到今日仍然深刻地影響日本建築師的設計。
其中不得不提的一定是前川國男的弟子丹下健三 (Kenzo Tange)。建築師安藤忠雄 (Tadao Ando) 曾經打趣說，有一天有隻小狗走進他的工作室，他決定收留小狗並為他取命為「丹下健三」。但後來他發現他不可以把「丹下健三」踢着玩，於是便把小狗改名為「柯比意」 (Le Corbusier) （意味他對丹下健三的尊敬在柯比意之上）。丹下健三算得上是第一個獲得國際注目的日本建築師。他所設計的廣島和平記念館 (1955)，以及東京奧運代代木競技場 (1964) 等，都得到非常高的評價，為六十年代的日本訂下了一個面向世界的標誌，在工業化振興經濟的同時，丹下健三的建築為日本人提供了一個值得自豪的軟實力象徵，提振了戰敗之後散漫的人心。
在東京文京區的小幢住宅之中，可以找到他的代表作──聖瑪麗大教堂 (St. Mary’s Cathedral)。在小路之間穿插一輪，就會突然看到這一個巨大的建築物在住宅之間冒起。聖瑪麗大教堂又稱關口教會（因其座落於關口區），它是羅馬天主教廷東京總教區的主教座堂。原來的聖瑪麗大教堂建築在二次大戰期間受到破壞，於 1955 重建開始。丹下健三的設計依照天主教教堂的十字樣式。自中世紀開始天主教座堂就依照這樣的平面去設計。
一般來說，天主教座堂入口設於西面，通往中殿 (nave) 的空間，這樣的座向可以令聖壇以象徵光明的東方為背景，陽光在早上於聖壇之上窗口照射到室內，亦增強空間的震撼力。聖瑪麗大教堂可以簡單說成為一個由一個大水泥屋頂蓋着的空間，屋頂的曲面為八塊雙曲拋物缐曲面 (hyperbolic parabola)。簡單的構造形成了一個令人屏息靜氣的巨大空間。參觀者走進教堂的室內空間，無一不被它的空間所撼動，攝手攝腳的在中間行走。由於屋頂只是簡單的曲面，光線彷彿可以在室內空間自由的流動，形成了非常簡單明快的缐條。抽象的建築突顯出光線和天花曲面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空間。如此的莊嚴和神秘的空間感，明顯地繼承自中世紀的哥德式天主教座堂的空間技巧。
丹下健三希望以新建築技術去營造這些感覺，於是運用了混凝土和曲面的形態去設計建築物。他認為傳統有如化學反應中的催化劑，乃創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作用之後，在完成品當中並不會被探測得到，因為它已被吸收到完成品之中。
丹下健三的設計，經常可以看到柯比意的影子。聖瑪麗大教堂的雙曲拋物缐屋面，和柯比意於 1958 年於世界博覽會為飛利浦 (Philips) 公司設計的展館十分相似。另外，聖瑪麗大教堂的室內的水泥不作修飾，明顯是跟柯比意和前川國男一脈相承。丹下健三曾經在前川國男的事務所工作，而且經前川國男介紹認識柯比意本人，並一同參與柯比意等現代建築巨匠發起的 CIAM (Congre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 組織，探討現代建築如何能改善社會和城市生活。如果仔細的觀察聖瑪麗大教堂的裸露混凝土 (béton brut) 牆身，就會發現它比起柯比意的粗獷主義建築如馬賽公寓 (Unité d’Habitation) 相似，但顯得更為精緻。
六十年代日本現代主義建築的成功，某程度上可以歸功於力求完美和敢於實驗的工匠們以及承建商。日本在現代化之前以木為主要建築材料，工匠的木工技巧一直得到良好的承傳。現代化之後的六十年代，混凝土建築開始取代木建築。混凝土的細節和缐條，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木制模板的細緻度。於是日本木作工匠的技術便在混凝土建築的時代找到新的演繹方式。丹下健三的建築對於木頭和混凝土的這種關係不作任何修飾。大家只要留心觀察聖瑪麗大教堂的混凝土表面，就可以看到木製模板的木紋。建築師必須小心控制木製模板表面的防水塗層，太厚的話木紋會不明顯，太薄的話會令木板吸收過多水份而影響混凝土凝結的化學反應。因此外露的混凝土雖然只是單純的原材料，但卻比起一般建築工序要求更高的技巧。由此可見日本建築師和工匠於六十年代的建築技術和工藝已經達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能夠和當時的西方先進國家齊名。
丹下健三是一個經常引用古代建築去進行設計的建築師，對於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他總是採取學習態度，將其精粹注入現代建築之中。例如聖瑪麗大教堂中的入口佈局便和日本古代的神宮建築相似。三島由紀夫於 1969 年出版的《文化防衛論》中認為日本的文化系統中，「複製」乃是延續被複製品的一個過程。例如每二十年重建一次的伊勢神宮，就是「複製品成為正本」，而且一直地反覆進行的一個例子。現代建築在日本並沒有被視為文化入侵，反而在幾代建築師的努力下，成為一套完整並獨立於外國的系統。現代建築在日本的發展相對於西方國家更加自由和以人心為基本，認為建築空間有其超越物質的抽象意義。它沒有將現代主義的普遍性 (universality) 和純粹的功能性 (functionality) 照單全收，反而相當程度的重視傳統建築，並以如何使之和現代建築結合為命題，亦不排斥建築的符號意義，這些都是日本’中古’建築的特別之處。自四十年代開始丹下健三就希望建立一套屬於日本國民的建築樣式。今天日本建築在國際間自成一格而且備受尊重，丹下健三的努力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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